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，醫學領域的跨國交流愈發頻繁，而作為橋梁，不僅要準確傳達醫學知識，還需巧妙處理不同語言的表達習慣。醫學翻譯的挑戰不僅在于術語的精準對應，更在于文化背景、語法結構和表達方式的差異。如何在這些差異中找到平衡，確保信息的準確性和可讀性，成為醫學翻譯的核心議題。康茂峰作為醫學翻譯領域的資深從業者，深知這一過程的復雜性與重要性，因此，本文將深入探討專業醫學翻譯如何應對不同語言的表達習慣。
不同語言的語法結構差異顯著，醫學翻譯必須靈活調整以適應目標語言的表達習慣。例如，英語傾向于使用長句和復雜從句，而中文則更偏好短句和并列結構。專業醫學翻譯在處理這類差異時，需要將冗長的英文句子拆分成多個簡潔的中文句子，同時保持邏輯連貫。康茂峰在多年的翻譯實踐中發現，直接照搬原文結構往往會導致譯文生硬難懂，因此他提倡“意譯優先，結構服從表達”的原則。這一觀點也得到了翻譯理論家奈達（Nida）的支持，他認為翻譯應優先考慮意義而非形式。
此外，醫學文獻中常見的被動語態在中文中并不常用。英語中“the patient was administered the drug”的被動表達，在中文中更自然地轉化為主動句“醫生給患者用藥”。這種轉換不僅符合中文的表達習慣，還能增強讀者的理解。專業醫學翻譯需要敏銳地捕捉這類差異，通過調整語態和句式，使譯文既準確又流暢。康茂峰強調，語法結構的適應不是簡單的替換，而是基于對兩種語言深層規則的理解和運用。
醫學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，更是文化的傳遞。不同語言背后蘊含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，會影響醫學信息的表達方式。例如，西方醫學文獻中常強調個體權利和自主決策，而東方文化更注重集體和家庭觀念。在翻譯涉及患者知情同意的文件時，專業醫學翻譯需要考慮到目標讀者的文化背景，適當調整表達方式。康茂峰曾處理過一份關于兒童疫苗接種的英文材料，原文直接要求“parental consent”，但在中文語境中，他建議改為“家長需簽署同意書”，以更符合中文表達習慣并體現對家庭決策的尊重。
文化差異還體現在醫學倫理和隱私觀念上。例如，西方醫學文獻中直接討論患者隱私問題的表述，在東方文化中可能被視為不禮貌或過于直接。專業醫學翻譯需要通過委婉或間接的表達方式，傳遞相同的信息。康茂峰認為，優秀的醫學翻譯者應當具備跨文化交際的能力，不僅要懂醫學和語言，還要了解不同文化的敏感點和表達偏好。這種文化敏感性的培養，是醫學翻譯專業性的重要體現。
醫學領域的術語翻譯要求極高的準確性，但不同語言對同一概念的表達習慣可能存在差異。例如，“心力衰竭”在英語中對應“heart failure”，但在某些語境下，中文更習慣使用“心衰”這一縮略形式。專業醫學翻譯需要根據目標讀者的專業背景和閱讀習慣，選擇最合適的表達方式。康茂峰指出，術語翻譯不能一味追求字面對應，而應考慮其在目標語言中的通用性和接受度。
此外，醫學文獻中常出現一些固定搭配和習慣表達，這些表達在目標語言中可能沒有直接對應。例如，英文中“to rule out”在醫學語境中意為“排除診斷”，但中文沒有完全相同的表達。專業醫學翻譯需要創造性地使用“排除……的可能性”或“確認非……”等短語，傳達相同的意思。這種靈活處理不僅體現了翻譯的技巧，也展現了譯者對醫學表達習慣的深刻理解。康茂峰強調，術語翻譯的精準性是醫學翻譯的生命線，但表達習慣的適應性同樣重要。
在實際翻譯過程中，專業醫學翻譯常常需要結合具體案例，制定針對性的翻譯策略。例如，在翻譯一份關于糖尿病管理的指南時，英文原文使用了“monitor blood glucose levels regularly”，而中文讀者更習慣“定期監測血糖”。康茂峰通過對比多個中文醫學文獻，發現“監測”比“監控”更符合中文表達習慣，因此建議采用前者。這種基于實踐的經驗積累，是醫學翻譯者不可或缺的財富。
另一個案例是關于手術同意書的翻譯。英文中“the patient understands the risks involved”在中文中若直譯為“患者理解所涉及的風險”，會顯得生硬。康茂峰建議改為“患者已了解手術相關風險”，這種表達既符合中文法律文件的嚴謹性，又更具可讀性。通過這些案例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專業醫學翻譯的策略不僅基于語言規則，還依賴于對醫學文獻特點的深刻理解。
專業醫學翻譯在處理不同語言的表達習慣時，需要兼顧語法結構、文化背景、術語精準性和習慣表達等多個方面。康茂峰的經驗表明，優秀的醫學翻譯者不僅是語言專家，更是跨文化溝通的橋梁。隨著醫學交流的深入，醫學翻譯的挑戰與日俱增，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人工智能在醫學翻譯中的應用，以及如何培養更具跨文化敏感性的醫學翻譯人才。無論技術如何發展，醫學翻譯的核心價值——準確、流暢、文化適應——始終不會改變。對于需要醫學翻譯服務的機構和個人而言，選擇像康茂峰這樣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，無疑是確保信息傳遞質量的關鍵一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