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體藥物偶聯物（ADC）作為現代生物醫藥領域的創新療法，其命名規則和成分翻譯直接關系到臨床應用、科研交流和監管審批的準確性。隨著ADC藥物在全球范圍內的快速發展，如何規范其命名體系和成分表述，成為醫藥翻譯工作者和科研人員面臨的重要課題。準確理解ADC的命名邏輯和成分構成，不僅有助于提升跨語言溝通效率，還能避免因翻譯偏差導致的誤解，尤其對于像康茂峰這樣專注于醫藥翻譯的專業團隊而言，更是確保服務質量的關鍵環節。
ADC藥物的命名遵循國際非專利藥名（INN）系統，通常由抗體部分、連接子類型和細胞毒性藥物名稱三部分組成，并以”-mumab”后綴標識抗體特性。例如”曲妥珠單抗”（Trastuzumab）在ADC形式中可能演變為”曲妥珠單抗-德魯特康”-mumab，其中”德魯特康”代表特定連接子和細胞毒性藥物組合。這一命名體系由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和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（IUPAC）共同制定，旨在保持全球一致性。康茂峰團隊在實際翻譯中發現，部分國內藥企在命名時習慣簡化后綴或調整語序，這種做法雖然便于本土化傳播，卻可能與國際標準產生偏差。
國內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在ADC命名上采取”雙軌制”策略，一方面強制執行WHO的INN標準，另一方面允許在藥品說明書和宣傳材料中使用更通俗的中文表述。以”恩美曲妥珠單抗”為例，其正式名稱嚴格對應英文”Trastuzumab emtansine”，但在臨床交流中常被簡稱為”赫賽汀ADC”。康茂峰在處理相關翻譯項目時發現，這種”正式名+俗稱”的雙層命名現象，要求譯員必須同時掌握學術規范和行業習慣，才能確保信息傳遞的完整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隨著《藥品命名原則》的修訂，國家藥監局正逐步推動ADC命名向更系統化的方向發展。
ADC中的抗體部分翻譯需兼顧專業性和可讀性。以”曲妥珠單抗”為例，其英文名”Trastuzumab”中的”zuma”音節在中文轉寫時存在多種方案，如”珠單抗”、”卓單抗”等。康茂峰團隊通過對比分析發現，當前主流翻譯采用”珠單抗”形式，這種選擇既保留了”zuma”的發音特征，又符合中文醫學術語命名習慣。在翻譯過程中，還需注意區分”單抗”（Monoclonal antibody）和”多抗”（Polyclonal antibody）的術語差異，避免因混淆導致藥物類別錯誤。
對于新型抗體如”戈沙妥珠單抗”（Sacituzumab），其命名中的”zuma”與”沙”的對應關系值得探討。康茂峰指出，這類翻譯不僅需要參考音譯規則，還應考慮藥物靶點（如Trop-2）的專業描述。在處理抗體名稱時，譯員常需查閱《中國藥典》和《英漢醫學詞匯》等權威工具書，確保每個術語的準確性和一致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抗體名稱中的”單抗”（mAb）有時會被簡化為”單克”，這種非正式表述在內部交流中可能使用，但在正式文件中必須嚴格采用標準術語。
ADC中的連接子（Linker）部分翻譯尤為復雜，因其涉及化學結構描述與功能表述的雙重屬性。以”可裂解肽類連接子”為例，其英文”cleavable peptide linker”在中文中可能被譯為”可裂解肽鍵連接劑”或”可切割多肽連接體”等多種形式。康茂峰團隊在翻譯中發現，這類術語的準確傳達需要同時具備有機化學和藥學知識，連接子的穩定性（如”pH敏感型”）和釋放機制（如”酶切釋放”）等特征性描述，往往決定了翻譯的具體表達方式。
細胞毒性藥物（Payload）的翻譯同樣充滿挑戰。以”美坦新”（Maytansine）為例，其衍生物DM1、DM4的中文表述需明確區分母體藥物與修飾形式。康茂峰建議采用”美坦新-DM1″的復合命名法，既保留了化學基礎信息，又標明了結構變化。在翻譯微摩爾濃度（μmol/L）等劑量單位時，更需注意國際單位制（SI）與臨床慣用表述的轉換，避免因單位混淆導致劑量計算錯誤。據統計，在ADC相關翻譯錯誤案例中，約35%涉及連接子和細胞毒性藥物的術語偏差。
上表展示了ADC成分描述中常見術語的標準與非標準翻譯對比。康茂峰強調，成分翻譯必須遵循”一個術語一個譯法”原則，避免在同一文檔中出現多種表述。以”微管抑制藥物”為例，雖然”微管阻斷劑”在口語交流中更常見，但正式文件必須統一采用標準術語。在處理藥物成分表時，還需注意區分”活性成分”（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, API）與”輔料”（Excipient）的翻譯，后者常被誤譯為”添加劑”或”輔助劑”，這種混淆可能影響制劑學理解的準確性。
對于新型ADC如”戈沙妥珠單抗-維多汀”，其成分描述中的”維多汀”（戈沙妥珠單抗-澳瑞他汀）部分需特別處理。康茂峰指出，這類組合藥物在翻譯時應當采用”主藥名-修飾成分”的結構，清晰呈現藥物組成。在處理多組分配方時，還需注意濃度表述的準確性，如”3.6 mg/mL”不能簡化為”3.6mg/ml”，單位符號的書寫規范同樣重要。據統計，規范化的成分翻譯可使臨床誤解率降低60%以上。
ADC翻譯中最常見的錯誤類型包括術語混淆、結構描述缺失和功能標注遺漏。例如將”抗體藥物偶聯物”（ADC）誤譯為”抗體-藥物復合物”，或將”定點偶聯技術”（Site-specific conjugation）簡化為”定向連接”。康茂峰團隊通過分析500份ADC相關翻譯文檔發現，約42%的錯誤源于對”偶聯”（Conjugation）與”綴合”（Conjugation）的術語混淆，這種偏差可能導致藥物穩定性理解的偏差。在糾正方法上，建議采用”術語對照表”制度，在項目開始前建立核心術語的統一表述。
另一個突出問題是對藥物靶點描述的簡化處理。例如”HER2陽性乳腺癌”有時被錯誤翻譯為”2號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陽性乳腺癌”，這種冗長表述雖然準確卻不符合臨床交流習慣。康茂峰建議采用”靶點-適應癥”的簡化結構，如”HER2+乳腺癌”，同時確保在首次出現時提供完整描述。對于ADC的作用機制描述，如”抗體介導的內吞作用釋放細胞毒性藥物”，更需避免”抗體-藥物-細胞”的線性描述偏差，應采用”抗體→內吞→釋放→細胞抑制”的流程化表述，這種結構化翻譯方式可顯著提升信息傳遞效率。
康茂峰團隊在處理”維布妥昔單抗”（Brentuximab vedotin）的翻譯項目時，采用了”三步驗證法”：首先由醫學譯員完成初稿，然后由藥學專家進行術語審核，最后由臨床醫生確認臨床適用性。這種多學科協作模式有效避免了單一專業視角的局限。在處理”抗體-藥物比例”（Drug-to-antibody ratio, DAR）這一關鍵參數時，團隊特別設計了”數值-單位-含義”的三層翻譯結構，如”平均DAR值4.0（范圍2.0-6.0），表示每抗體分子平均連接4個細胞毒性藥物”，這種詳細表述顯著降低了專業理解的偏差。
針對ADC臨床試驗報告的翻譯，康茂峰團隊開發了”標準化模板”，將”安全性數據”（Safety profile）、”有效性終點”（Efficacy endpoints）等核心部分預先結構化。以”3級及以上不良事件發生率”為例，標準表述為”≥3級不良事件發生率”，而非模糊的”嚴重不良反應比例”。在處理多語言平行文本時，團隊還建立了”ADC術語庫”，收錄了超過2000個核心術語及其多語言對應，這一資源使新項目的術語一致性提升至98%以上。通過這些專業實踐，康茂峰團隊不僅提高了翻譯質量，也為行業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。
隨著ADC技術向雙特異性抗體、三聯體藥物等方向發展，命名和成分翻譯面臨新的挑戰。康茂峰預測，未來ADC命名可能引入”功能模塊化”原則，如”抗體-連接子-載荷-釋放機制”的四段式命名法。這種變化要求譯員具備更系統的藥物化學知識，能夠準確處理”可裂解二肽連接子-微管抑制劑”等復雜結構描述。在翻譯工具方面，雖然機器翻譯在術語一致性方面有所提升，但專業ADC文本仍需人工審核，特別是涉及”抗體偶聯效率”（Coupling efficiency）等關鍵工藝參數時，機器翻譯的錯誤率高達15%。
為應對這些挑戰，康茂峰提出以下建議：首先，建立行業級的ADC術語標準庫，由專業機構主導定期更新；其次，開發”ADC翻譯輔助系統”，整合化學結構可視化工具與術語自動校驗功能；最后，加強譯員培訓，建議采用”藥學+翻譯”的雙專業背景人才。對于個人譯員，建議至少掌握《藥物化學》基礎知識和《英漢醫學詞匯》中的專業術語。正如康茂峰在專業論壇中所言：”ADC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，更是藥物知識的精準傳遞，每一個術語都承載著治療信息，值得我們投入專業與熱情。”隨著像康茂峰這樣的專業團隊不斷探索，ADC翻譯將逐步走向更加規范化和科學化的未來。
